没有人知道红灯到底要亮到哪个程度，器官移植界才会停下来，而器官捐献这一唯一的绿灯却迟迟亮不了。王保田就被绕进了捐献迷宫
举债捐献之旅
17岁儿子的突然死亡将王保田拉扯进了一场令人匪夷所思的器官捐献之旅，为此他举债13万。
43岁的王保田，在北京承包了某单位的物业工作，月薪2000块。妻子在某大厦做保洁，月薪800块。一家人住在单位提供的一间6平方米的单房，在单车棚里煮饭，上公厕方便。父母和读高中的一儿一女在老家安徽阜南县。
他偶尔接点家装来养活这个家。19岁来北京后，他在工地干活。一次他在五楼接电线，不知楼下电闸开着，幸亏一楼有人果断合闸。命保住了，一道白色蜈蚣状的疤痕横贯他的右手掌。24年里，他两头忙活。供两个弟弟上大学、帮两个妹妹在北京开饭馆，在老家盖房。
此时，17岁的儿子王鑫突遭不测。去年11月4日，王鑫在学校上厕所后突然晕倒，被医生诊断为急性脑出血，刚推进手术室，王鑫的呼吸、心跳就停止了。
从北京回家的火车上，王保田听医生说要准备后事了，他立即决定捐献儿子的遗体和器官。王保田曾偶然从电视中了解到我国器官移植界的困境。
100万尿毒症患者中，每年可获肾移植的仅五六千人，30万人终末期肝病病人中，每年仅1000人获肝移植。
技术不成问题，缺的是器官供体。王保田和母亲谈及王鑫的后事处理。他们都笃信基督教，愿意死后捐献遗体和器官，“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然而转入重症监护室上呼吸机、输液后，王鑫“死而复生”，似乎恢复呼吸和心跳，脸红扑扑的。王保田知道这只是一种医疗安慰，儿子实际已死。自此，王保田进入捐献迷宫。